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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刘练军:重建社会信任,政府要做榜样

2017-11-18 14:41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了《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该蓝皮书指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度已跌破60分。这份报告的发表再一次把重建社会信任的老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

那社会信任该如何重建呢?人与人之间的私人情感、社会道德观念和法律法规等强制性制度,乃社会信任产生和维持的三大机制。在当下我国,要重建社会信任只能仰赖法律法规等强制性制度,而难以再指望私人情感和社会道德观念。

经过三十余年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9亿,超过总人口的50%。也就是说,我国已由有千年传统的乡土“熟人社会”转型为城镇“陌生人社会”了。

在陌生人社会,基于与他人的情感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人际信任,其半径会进一步缩小,其功能亦随之降低。于是,人类信任的主要形式由人际信任这种特殊信任向制度信任这种普遍信任转换。换言之,制度信任是陌生人社会即乡土社会之后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的主要信任模式。

在社会陌生人化势不可挡的转型期,我们的社会信任模式亦须有意识地随之转型,由传统的人际信任向现代制度信任转变,依赖制度信任来扶社会信任之大厦将倾。

所谓制度信任是指基于各种非人格的规范准则、法纪制度的约束而产生和维持的信任。说白了,维系制度信任的,是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遵守这些制度的人,必定可以得到预期的收益或回报,而违反它的人将要被它“六亲不认”地处罚到底。正是以这些非人格化的制度为桥梁,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之间可以建立足够的互信。他们都信任制度是因,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信任是果。社会信任就由此等因果构建而成。

由此可知,制度信任的命脉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它有无拘束力。仅有制度并不意味着制度信任机制就会在社会上落地生根。制度不但有好坏之分,更有死活之别。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拘束力微弱、形同虚设的制度,实际是死的制度。只有那些具有不容抗拒的拘束力的、人人都自觉遵循的制度才是活的制度。唯有活的制度才能在社会上激活制度信任机制,而死的制度犹如没有烛芯的蜡烛,它永远难以为社会造就制度信任之光。

当下我国社会总体信任度陷入低迷状态,制度信任始终构建不起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制度缺失,而是制度本身的拘束力始终不足,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制度信任自然难以形成气候。

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也是我国各项规章制度重建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其中法律制度建设更是成就斐然。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然而,法律制度虽已然体系化,法治国家却依然任重道远。

有法律但法治不足,这是当下我国法制的基本生态。在这样的生态之下,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其拘束力脆弱不堪就毫不奇怪。我国现行种种规章制度,既不足以有效保障遵守者的正当权益,更不能使所有违反者受到应有处罚。于是,一个悖论产生了:守法者承担的成本和风险往往比较高,而不少违法者却反而比较低,甚至不必承担任何成本与风险。

伴随此等悖论的是,违法者继续低成本、低风险甚至无成本、无风险地违犯各种法规制度,守法者则吃一堑长一智不再照章办事,甚至转而与违法者一道无视各种规章制度的存在。由于交往的多是陌生人,传统的人际信任失效,而人们又不相信和恪守现行规章制度,制度信任亦难以在他们之间生根发芽,最后结局只能是不信任像流感一样到处传染不止,人人都生活在受怀疑和被漠视的世界里。

唯有重建社会信任才能跟这样的悲剧世界告别。重建社会信任其实就是重建制度信任,而重建制度信任,舍法治一途就别无他途了。

如何缔造法治固然是个宏大命题,但其要义实则简单无比,那就是各级政府以身作则,用自身尊重法律和严守制度的方式,来带动整个社会日渐养成相信法律和崇敬制度的好习惯。此习惯养成之日无疑就是法治形成之时。而法治形成之时必将是社会信任重生之日。

近年来,官民、官商之间的矛盾和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可谓有增无减。这些不信任既是社会总体信任度低下的缩影,更是社会总体信任度不高的根源之一。而导致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在遵纪守法方面做得不够好,有的甚至在目无法纪方面表现得相当“出彩”。如何从速扭转一些地方政府及公职人员屡屡知法犯法和执法犯法的不良局面,此诚关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和社会信任的重生。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曾言:“与政府的卑鄙非法行径相比,罪犯逃脱法律的制裁,其罪孽要小得多。”同为大法官的布兰代斯亦曾深刻地指出:“在任何地方,我们的政府都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员。不论是好是坏,他的榜样教育着全体人民。”无论如何,把政府比喻为法治的发动机和火车头并不为过,政府自身无疑是国家法治的最大推动者。而政府在全社会推进法治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自己自觉地遵守法律,坚持成为人民信仰法律、恪守规章的范本与榜样。

社会总体信任水准低下意味着每个人都要为其行为付出更高的成本,并承担更高的风险,重建社会信任关系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在重建方面,已走不了人际信任老路的我们,只能仰赖制度信任。而当下,我国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制度信任,就离不开制度的规范效力。制度一旦具有规范效力,则象征着法治状态的生成。一句话,重建社会信任只能指望法治,别无他途。在推行法治方面,政府的作用从来都是首屈一指的。在全民对法治翘首企盼的当下我国,各级政府为扮演好“首屈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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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1-18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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